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
发布时间：2022-10-28 09:10:14作者：金刚经在线网
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
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
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i] 但直到如今对于嘉业堂藏书楼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建国前后仅有寥寥无几的几篇介绍性文字，这与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将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对这一著名藏书楼的荣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一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ii]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iii]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iv]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v]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vi]。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vii]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viii]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ix]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x]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xi]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xii]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xiii]所以，“书估踵门如市。”[xiv]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xv]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xvi]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
1、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xvii] “艺风以精椠易米，翰怡持函目见示……，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xviii]等。
2、郭调元的藏书。“南宋本班范两书，……本朝自艺芸书舍归于郭筠仙侍郎，翰怡专人辇金至长沙载归”[xix]等。
3、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翰怡出示群籍，皆书肆送来样本，太仓缪蘅甫旧藏也”[xx]等。
4、孙问清的藏书。“翰怡出示西涯十二咏诗意图，……冯莲塘前辈旧藏，归孙问清同年，问清近染心疾，其家持以出售，索三百金，又新序黑口密行本，云元刻”[xxi]等。
5、卢青厓抱经楼藏书。“又以书目大小九册见示，云是鄞中卢青厓抱经楼所藏”。[xxii]“翰怡又以抱经楼续来八册见示”[xxiii]等。
6、朱氏结一庐藏书和书版。“毛氏本义十六卷，精钞本，收藏有……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大方印”，[xxiv]“夜翰怡又赠书十三部三十五册，……以上皆仁和朱氏结一庐所刊，翰怡得其版付印”[xxv]等。
7、独山莫氏藏书。“翰怡出示旧本，书皆有影山草堂藏印，独山莫氏之书尽出矣”。[xxvi]“说文字原一卷，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方印”[xxvii]等。
8、宁波天一阁藏书。“箬溪疏草六卷，明嘉靖刊本，此书天一阁旧藏”。[xxviii]“疑狱集四卷，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用明公牍纸印”[xxix]等。
9、丰顺丁氏持静斋藏书。“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丁氏持静斋旧藏”[xxx]等。
10、清内阁大库藏书。“东坡先生后集残本，……薄棉纸，淡墨印，旧为清廷内阁大库藏书”。[xxxi]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xxxii]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xxxiii]他的刻书从民国二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xxxvi]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xxxvii]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xxxviii]“精妙不弱于东邻”[xxxix]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xl]“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xli]“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xlii]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xliii]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xliv]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xlv]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xlvi]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xlvii]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i] 但直到如今对于嘉业堂藏书楼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建国前后仅有寥寥无几的几篇介绍性文字，这与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将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对这一著名藏书楼的荣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一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ii]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iii]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iv]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v]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vi]。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vii]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viii]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ix]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x]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xi]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xii]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xiii]所以，“书估踵门如市。”[xiv]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xv]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xvi]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
1、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xvii] “艺风以精椠易米，翰怡持函目见示……，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xviii]等。
2、郭调元的藏书。“南宋本班范两书，……本朝自艺芸书舍归于郭筠仙侍郎，翰怡专人辇金至长沙载归”[xix]等。
3、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翰怡出示群籍，皆书肆送来样本，太仓缪蘅甫旧藏也”[xx]等。
4、孙问清的藏书。“翰怡出示西涯十二咏诗意图，……冯莲塘前辈旧藏，归孙问清同年，问清近染心疾，其家持以出售，索三百金，又新序黑口密行本，云元刻”[xxi]等。
5、卢青厓抱经楼藏书。“又以书目大小九册见示，云是鄞中卢青厓抱经楼所藏”。[xxii]“翰怡又以抱经楼续来八册见示”[xxiii]等。
6、朱氏结一庐藏书和书版。“毛氏本义十六卷，精钞本，收藏有……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大方印”，[xxiv]“夜翰怡又赠书十三部三十五册，……以上皆仁和朱氏结一庐所刊，翰怡得其版付印”[xxv]等。
7、独山莫氏藏书。“翰怡出示旧本，书皆有影山草堂藏印，独山莫氏之书尽出矣”。[xxvi]“说文字原一卷，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方印”[xxvii]等。
8、宁波天一阁藏书。“箬溪疏草六卷，明嘉靖刊本，此书天一阁旧藏”。[xxviii]“疑狱集四卷，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用明公牍纸印”[xxix]等。
9、丰顺丁氏持静斋藏书。“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丁氏持静斋旧藏”[xxx]等。
10、清内阁大库藏书。“东坡先生后集残本，……薄棉纸，淡墨印，旧为清廷内阁大库藏书”。[xxxi]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xxxii]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xxxiii]他的刻书从民国二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xxxvi]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xxxvii]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xxxviii]“精妙不弱于东邻”[xxxix]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xl]“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xli]“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xlii]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xliii]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xliv]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xlv]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xlvi]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xlvii]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